廣東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進一步完善。5月17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廣東省社會信用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相關情況。《條例》明確，構建以措施清單制管理為核心的信用獎懲制度，商家等市場信用信息采集主體采集信息時要履行告知義務，禁止采集自然人的宗教信仰、血型、疾病、病史、生物識別信息。該《條例》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

《條例》分別對社會信用環境建設、社會信用信息管理、守信激勵與失信懲戒、信用主體權益保護等多個方面，作出了具體規定。這其中，關于信用信息采集和管理的部分，引發的社會關注度最高。主要是因為在大數據時代，社會對于包括信用信息在內的個人信息安全越來越“敏感”。《條例》在這方面的一系列規定，順應了社會的期待。

比如，禁止采集自然人生物識別信息這一條，就引發了網友的高贊。首先需要厘清的一個誤區是，這里的“禁止采集生物識別信息”，確切地說是在采集個人信用信息時，相關機構不得采集個人生物識別信息。比如，最常見的人臉識別和指紋信息，就不應該作為個人信用信息被采集。換言之，它不能等同于所有機構都不得采集個人生物識別信息。像部分網友就存在疑問，那這是不是意味著“刷臉”打卡上班、“刷臉”支付等行為，在廣東都將被禁止？這其實就是一種誤解。對此，相關部門也不妨就該規定在傳播過程中所引發的一些疑問和誤解，及時作出澄清。

不過，信用信息采集對個人生物識別信息說不，依然對于推進個人信息保護有著積極的示范引導作用。《信息安全技術個人信息安全規范》明確要求，個人信息控制者開展個人信息處理活動時，應遵循最少夠用原則；年初央行征求意見的《征信業務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也明確規定，征信機構采集信用信息，應當遵循“最少、必要”的原則，不得過度采集。當前生物信息采集在各個領域都有“泛濫”之勢，這在很多時候，其實已經與“最少、必要”原則構成沖突。在此背景下，廣東明確要求個人信用信息采集不得采集生物識別信息，其實就是對“最少、必要”原則的遵循，有利于弱化個人生物信息的濫采、濫用風險。

《條例》另一個引發較高關注的細節，就是為避免濫用泛用失信懲戒，對失信行為認定依據、嚴重失信主體名單設列領域范圍等作出嚴格規范，并明確禁止在法律、法規或者國家規定外增設懲戒措施或者加重懲戒。揆諸現實，這一點確實很有必要。

一段時間以來，不少機構或部門擅自把各種個體行為，納入失信懲戒范圍的做法比較普遍，如欠水費、物業費、電話費，以及闖紅燈等現象，在一些地方都被隨意定義為失信，這種把失信當個“筐”的現象，既削弱了失信懲戒的權威，也構成了不當的權利傷害，對此作出規范刻不容緩。去年底，國務院發布的相關指導意見也明確要求，準確界定信用信息和嚴重失信主體名單認定范圍，合理把握失信懲戒措施，堅決防止不當使用甚至濫用。此次《條例》對失信認定依據作出規范，并嚴禁法外懲戒，無疑是重申了底線。

總體來看，《條例》直面社會信用體系運轉中的諸多熱點問題，體現了針對性和對社會關切的回應能力。眼下，距離正式實施只有十來天，為增進各方對于新規的了解，減少新規執行中可能出現的摩擦，相關部門和機構可以進一步加大普法和規定解釋力度。（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