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封日報全媒體記者 李晨翀

八十載光陰流轉，古城開封的青磚灰瓦間依然回蕩著抗戰歲月的吶喊。從日軍鐵蹄下的苦難深淵，到水東抗日根據地的紅旗高揚，再到孩子劇團稚嫩卻堅定的歌聲，這座城市的抗戰記憶，不僅是血與火的史詩，更是中華民族不屈精神的生動注腳。

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我們循著歷史的足跡，在斑駁的彈痕與褪色的照片中，解碼那段歲月留給今天的精神遺產——唯有銘記苦難，方能珍惜和平；唯有賡續奮斗，方能告慰先烈。

血色城池

侵略者鐵蹄下的開封傷痕

盛夏的開封，暑氣蒸騰。金明池畔的開封黨員政治生活館內，卻透著一股凝重的涼意。開封紅色記憶展廳靜謐肅穆，幾幅泛黃的照片在燈光下泛著沉郁的光，如同時光鑰匙，打開了1938年那個血色夏天的記憶閘門。

“真正的苦難，都藏在這些史料背后。”在中共開封市委黨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編研二科科長魏佳輕輕鋪開一卷檔案，一張張高清掃描的日軍罪行照片在桌面上緩緩展開。其中最觸目驚心的有兩張：一張是日軍轟炸后，民房化為斷壁殘垣的慘狀；另一張是趾高氣揚的日軍在開封鼓樓前，對蹲在墻角的孩童與民眾施行奴化管制的場景。

魏佳的介紹，將人們帶回那段山河破碎的歲月：1938年6月6日，日軍攻占開封，隨后燒殺搶掠，由此開始了長達7年的黑暗統治，其暴行同時蔓延至周邊各縣的淪陷區。日寇所到之處，百姓無不遭殃：男子慘遭屠殺，女子被肆意蹂躪，家園淪為廢墟。他們的施暴手段有幾十種，活剝、火烤、挖眼、抽筋、剜心、點天燈、喂洋狗……其殘忍程度駭人聽聞。

檔案里的數字更令人心驚：從全民族抗戰爆發至1939年9月，開封遭日軍轟炸16次，871枚炸彈奪走195名平民的性命，造成295人重傷、1352間民房化為瓦礫。

而這僅僅是災難的開始。

1938年5月26日，300多名日軍在蘭封縣管寨村放火，殘忍殺害28名救火青年，次日早上，又射殺村上40多名老百姓；6月1日，日軍向杞縣侵犯，槍殺18名青年學生，傍晚一支騎兵竄至八里廟村，燒毀13間房屋，殺死11名村民，還將截獲的70余名國民黨潰兵全部槍殺；6月2日，日軍掃蕩，槍殺逃難群眾89人，而后在褚皮崗村殺害村民135人、燒毀房屋97間、燒毀場內麥子2000余畝。6月5日，杞縣陳敏屯村100多名村民被驅至水塘邊，90人被活活淹死，其余10余人遭到刺殺、槍殺——這樣的慘案，在尉氏、蘭封、通許等地反復上演。小杜莊村80多口人被殺害73人，楊莊村140人遇害130人，這兩個村幸存的17人，含恨流離他鄉，兩個村莊從此在地圖上消失。

日軍侵占開封后，其經濟掠奪的毒爪便深深刺入古城。他們強行壟斷市場，建立由其操控的合作社與購銷公司，把持交通運輸命脈，將日用品高價強售給民眾，卻唯獨禁售機制面粉。民間生計慘遭扼殺：貧民被嚴禁制鹽，日軍成立鹽務局高價專賣，并武力搗毀制鹽工具，殘酷迫害鹽民；農民被迫以僅市價十分之一的低價，將棉花、油料甚至死牲畜賣給指定收購機構，違者嚴懲。

1944年后，由于太平洋戰爭失利，日本侵略軍的財力物力日趨緊張，更是演變為直接搶掠，分文不付。同時，日軍大幅提高田賦并巧立名目增設壯丁稅等苛捐雜稅，令城鄉民眾不堪重負。所謂的獻鐵獻銅運動實為公開洗劫，連百姓家中的香爐、蠟臺等物亦被掠走，致無數家庭陷入絕境。

此外，日軍強征勞工手段兇殘，1941年12月14日突襲包圍開封縣大律王村，將所有群眾集中起來。第二天日軍挑出240名青壯年并用卡車運往開封新民會，除中途跳車逃跑55人外，其余全部被轉押撫順煤礦做勞工。類似此種日軍抓捕青壯年做苦工的事在開封和周圍幾縣不斷發生，致多數人慘死異鄉，僅極少數幸存者在日本投降后得以艱難返鄉。

文化奴役的陰云也籠罩著開封。1938年8月成立的偽“新民會”，開辦培訓班推行“中日滿一體”的奴化教育，日語在學校被設為必修課，街頭巷尾甚至廁所都貼滿日文標語。“杞縣知名人士劉伯泉因拒絕附逆，被懸頭示眾。”魏佳一邊展示檔案一邊介紹說，“他們妄圖從精神上瓦解中國人的抵抗意志，終究只是癡心妄想。”

開封被日本侵略軍占領的7年間，人民群眾受盡了踐踏和屈辱，飽嘗了喪權辱國的苦難。魏佳語氣沉重地說，24840名直接死亡者、49907名失蹤者——檔案記錄的這些數字背后，是開封古城無法愈合的傷痕，是一個個破碎的家庭，無聲訴說著血色城池的永恒之痛。

水東烽火

睢杞太平原上的不屈脊梁

從開封市區向東南驅車百余里，杞縣宗店鄉的田野里郁郁蔥蔥。水東烈士陵園的水東革命烈士紀念碑在烈日下高高矗立。“水東抗日根據地的英雄兒女長眠在這里。”7月20日，陪同記者前來采訪的中共杞縣縣委黨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主任賀白石的聲音低沉而有力。

賀白石告訴記者，這里是水東抗日根據地的中心區。1938年，徐州失守后，豫東大地陷入混亂。“三里一團長，五里一司令”的亂象中，中共河南省委派組織部部長吳芝圃回到家鄉杞縣，“組織游擊隊，建立游擊區”。這年6月，睢杞抗日游擊大隊在大鄭莊成立，200多名農民扛起土槍長矛，成為水東抗日的星星之火。

1938年7月，豫東抗日游擊第三支隊正式組建，下轄3個大隊和1個特務中隊即警衛連，全支隊1800多人。豫東抗日游擊第三支隊成立后積極在睢杞太地區開展游擊戰爭，打擊日偽勢力，壯大抗日武裝。1938年10月，由彭雪楓率領的新四軍游擊支隊、豫東抗日游擊第三支隊、新四軍先遣大隊與西華部隊杜崗會師，整編為新四軍游擊支隊。彭雪楓任司令員兼政委，吳芝圃任副司令員，張震任參謀長，蕭望東任政治部主任。這支部隊后來成為新四軍四師的前身，東進豫皖蘇邊區，留下的少量武裝則在馬慶華等人帶領下繼續堅守水東。

“最艱難的是1941年到1943年。”賀白石介紹說，日偽頑聯合進攻，根據地急劇縮小，韓達生、唐克威兩位地委書記相繼犧牲。其中，水東特委書記唐克威到水東不足一月便在戰斗中犧牲，年僅30歲。唐克威是全民族抗日戰爭中在水東犧牲的第四位地（特）委書記。

正是這樣的犧牲，換來了根據地的重生。1943年水東劃歸冀魯豫邊區后，軍民實行“賑濟災民、開展大生產”，頒布《贖地法令》讓農民重獲土地，抗日武裝迅速壯大。到1945年，水東抗日根據地已擴展到杞縣、睢縣、太康等縣，成為連接華北、華中的戰略樞紐。

在中共睢杞太中心縣委舊址所在地——程莊村，這里的老人們還記得，當年男女老少齊上陣，“男人抬擔架，女人做軍鞋，孩子放哨卡”。294名程莊村村民中，50多人參軍，6位烈士永遠留在了這片土地上。賀白石動情地說：“他們用生命證明，水東的土地，永遠屬于人民！‘村村有烈士，戶戶有抗戰’，這就是軍民魚水情。”

童聲戰歌

烽火中的孩子劇團

開封市禹王臺扶輪小學的暑假校園格外安靜，唯有操場邊的《烽火少年》塑像在陽光下熠熠生輝。該校校長李強輕撫著被摩挲得發亮的塑像深情地說：“這是開封孩子劇團的縮影，一群孩子用歌聲作武器，在黑暗中點燃了希望。”

教學樓里的扶輪小學孩子劇團紀念館，200平方米的展廳濃縮著一段傳奇。時間回溯——1938年2月，隴海鐵路開封扶輪小學（今開封市禹王臺扶輪小學）的操場上，當時的校長吳平正向學生們介紹一位新老師：“這位魏老師，教大家唱歌跳舞。”沒人知道，“魏晨”正是紅軍女戰士、中共河南省委秘書長危拱之，她受組織派遣開展抗日宣傳。

危拱之很快發現，這些鐵路職工子弟有著天然的愛國熱情。她帶著學生們到醫院慰問傷兵，演唱《慰問傷兵歌》時，“好多傷兵激動得流淚，從孩子的歌聲中獲得了勇氣”。但她深知，“一時的熱情不夠，要把力量組織起來”。受上海孩子劇團啟發，她向河南省委提議：組建開封孩子劇團。

3月8日，開封孩子劇團初次登上舞臺，觀眾反響熱烈。他們表演的《海陸空軍總動員》，再現了各兵種抗日的場景；活報劇《流浪兒》講述了孩子因父母被日寇殺害而流浪的故事，當《松花江上》的旋律響起，臺下觀眾泣不成聲。

《新華日報》4月30日報道說：“3月8日黃昏，孩子們在開封縣黨部大禮堂出現了。這是他們有生以來的處女作。會場樓上樓下擠滿了觀眾。舞蹈《海陸空軍總動員》從抗日騎兵演到抗日海軍，直到抗日空軍，臺下一陣陣掌聲中，孩子愈顯得可愛……這是他們好的開端，愿在這偉大時代里，使孩子們肩負起抗日救亡的使命，使每個中國孩子都成為建設新中國的先驅。”

開封孩子劇團緊接著于3月10日、11日又在開封文化界慰勞河防將士募捐大會上演出，觀眾踴躍捐獻。孩子們為抗日救亡盡了一份募捐的力量。4月上旬，開封孩子劇團赴鄭州演出，受到鄭州民眾的熱烈歡迎。

《河南民報》4月18日報道說：“偌大一個隴海大禮堂，竟擠得水泄不通。樓上并沒座椅，都人挨著人站著，估計每日都在兩千人以上。”在演出之余，開封孩子劇團把鄭州愛好話劇的孩子們組織起來，幫助組成了鄭州孩子劇團，播下了一批抗日救亡種子。4月14日，應洛陽各界的邀請，開封孩子劇團赴洛陽參加保衛大河南宣傳周活動，在洛陽連續演出5天，轟動全城。洛陽抗敵后援會特制錦旗一面，上書“孩子抗敵先鋒隊”贈送給開封孩子劇團。

1938年5月，日軍攻陷徐州后，沿隴海路西犯，開封危在旦夕。根據省委指示，5月23日，開封孩子劇團揮淚告別了自己的親人和家鄉，踏上了抗日救亡巡回演出的征程，先后到許昌、駐馬店、信陽、潢川、南陽、鎮平、淅川、南召一帶演出，足跡遍布豫中、豫南的城鎮和鄉村。他們一方面演出救亡劇目，一方面辦壁報欄宣傳抗日，教民眾們唱救亡歌曲。開封孩子劇團每到一地，都掀起當地的抗日救亡運動一個個高潮。

1939年11月，“竹溝事變”發生后，開封孩子劇團在黨組織的安排下，結束抗日救亡的歷史使命，宣布解散。后來，黨組織送一部分團員參加了新四軍六支隊，送另一部分團員去了延安。“這些孩子用純真的表演，喚醒了民眾的愛國熱情。”全程陪同記者參觀紀念館的李強深有感觸地表示。

暑假的校園很安靜，走出紀念館，《救亡進行曲》的旋律仿佛在耳畔回響——那是孩子劇團教給民眾的歌，也是一個民族在苦難中迸發的最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