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新國

或許是曾長期從事紀檢監察工作的緣故，在我的印象中，芷蘭是一個性格耿直、愛憎分明的人。她常著一襲旗袍，像是從民國時期走來的女子，溫婉間帶著幾分清冷。然而，芷蘭的文字是慷慨激昂的，讀之令人熱血沸騰。

我很喜歡芷蘭的作品，尤其是她的散文集《溫情與敬意》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在這篇長達萬言的散文力作里，芷蘭以女性特有的細膩筆觸與歷史學者的嚴謹態度，以賀蘭山為引，以岳飛為魂，以實地尋訪為經緯，在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追尋中，編織出一幅跨越八百年的歷史畫卷，完成了一次跨越時空的精神朝圣。

作為敘事起點，文章開篇即以“冀南新區人認為，《滿江紅》中的賀蘭山就是新區境內的賀蘭山，并對此堅信不疑”展開。不過，芷蘭并未陷入冀南新區的賀蘭山與寧夏賀蘭山孰是孰非之中，而是以“昔時古戰場，今日已成河北南部的活力之城……而賀蘭山，因岳飛而成為一處絕佳的人文景觀”表達了自己的立場。作者通過對賀蘭山地理位置的定位，勾連起岳飛一生的活動軌跡——從湯陰故里到太行戰場，從建康防線到朱仙鎮前線。這種空間敘事策略使文章既有微觀的具體性，又有宏觀的視野，為讀者構建了一個立體化的歷史框架。她引用《鄂國金佗稡編》等史料，記述岳飛出生時“有大禽若鵠、自東南來”的異象，又在敘述岳家軍戰績時精確到具體日期和兵力配置。這種對歷史細節的執著追求，為文學想象奠定了堅實的史實基礎，實現了歷史考據與文學想象的完美交融。她描寫岳飛在五岳祠立誓的場景：“面對五岳祠、面對‘神明’，岳飛所立的誓言，也是他畢生的追求。”寥寥數語，就讓一個滿懷報國熱忱的青年將領形象躍然紙上。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對歷史空白處的合理想象。如寫岳飛與王彥的矛盾時，說“岳、王二人原本可以并肩作戰，甚至可以成為生死之交，只可惜岳飛年少氣盛”，這種基于人物性格的推演，既符合歷史邏輯，又豐富了敘事層次。她對岳飛形象的塑造，打破了傳統英雄敘事的單一維度，呈現出立體豐滿的人物特征。她既寫岳飛“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的治軍嚴明，也寫他“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的政治理想；既寫他“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豪情壯志，也寫他“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弦斷有誰聽”的孤獨苦悶；既寫他四次從軍、四次北伐作為岳家軍主帥的英雄氣概，也寫他“年少氣盛”“擅自出戰”加之任性“致君臣之間嫌隙漸生”的性格弱點。尤為難得的是，芷蘭也揭示了岳飛作為普通人的一面：寫他“生平第一次覲見宋高宗趙構”時的忐忑；寫他收到十二道金牌時的無奈；寫他獄中面對秦檜等人的迫害，唯有“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個字的絕望。這種辯證的人性化書寫方式，使岳飛從神壇走向人間，從符號回歸人性，讓高高在上的民族英雄有了溫度，更容易引起當代讀者的共鳴。

芷蘭還通過不同歷史人物的視角來豐富岳飛的形象。通過宗澤的賞識、張所的重用、趙構的猜忌、秦檜的陷害等多重復雜關系，全方位展現了岳飛在特定歷史環境中的艱難處境。這種多角度敘事風格，使人物形象更豐滿真實。芷蘭作為女性作者對男性主導的戰爭題材的獨特詮釋，也豐富了歷史書寫的視角與深度。她沒有簡單重復岳飛“精忠報國”的主流敘事，而是關注英雄背后的情感世界。她寫岳飛：“他天性至孝，自北境紛擾，意欲再次從軍，又擔心老母妻兒在戰亂中難保周全。”這種對母親的孝順、對妻兒的牽掛、對家庭責任的糾結，展現了英雄背后的凡人情感；而寫到岳飛被十二道金牌召回時，“十年之力，廢于一旦”的痛惜，更是讓人感受到理想主義者面對現實政治的無力。

同時，芷蘭對岳飛悲劇的反思具有鮮明的現代意識：“岳飛被害僅僅是秦檜、張俊等人的責任嗎？事實上，南宋朝廷實行主和投降政策，最關鍵的人物不是秦檜，而是宋高宗趙構。”這種突破傳統忠奸對立簡單模式的制度性思考，揭示了專制皇權下忠臣良將的普遍困境。作者對權力異化和趙構的心理分析也尤為精彩：“站在金國面前的趙構，是小心翼翼、瑟瑟發抖、可憐巴巴的‘臣構’，為了議和不惜任何代價，可以割地賠款，可以任由金國的使臣謾罵羞辱……”“高宗最忌諱誰提起北伐或者迎二圣還朝，若父兄歸來，何以自處？”她描寫趙構從“慷慨請行”的皇子到“靴中置刀”的皇帝的蛻變過程：“沒有未來、沒有希望，趙構徹底成為一個沒有血性、沒有骨氣、自私膽怯的人。”揭示出絕對權力是如何腐蝕人性的。

作為一位深諳古典文學的作家，芷蘭特別擅長通過文本精讀揭示岳飛的精神世界。她將《滿江紅》與《五岳祠盟記》并置閱讀，視為“姊妹篇”。她注意到《滿江紅》中“臣子恨，何時滅”的預言性質：“一語成讖。此恨，是宗澤之恨，是岳飛之恨，也是陸游、辛棄疾之恨。”對《小重山》的解析更是入木三分：“《滿江紅》慷慨激昂，《小重山》明麗婉轉，雖然格調不同，但是不滿和議、反對投降、收復中原的主題永遠不變。”并引用龍榆生對《小重山》的評價：“一種激昂忠憤之氣，讀之使人慷慨。推其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這種將文學作品置于精神框架中的解讀方式，使文本分析升華為價值傳承。從《五岳祠盟記》的意氣風發，到《滿江紅》的慷慨激昂，再到《小重山》的沉郁悲涼，這種創作軌跡的梳理，勾勒出一代名將的心路歷程，也折射出南宋初年的政治氣候。芷蘭還注意到文學作品在歷史傳承中的特別作用。她指出：“每到國難當頭、民族危亡之際，《滿江紅》是戰歌，‘還我河山’是口號、是旗幟。”這種對文學社會功能的認知，體現了作者開闊的文化視野。

文章最后一部分，芷蘭將筆觸轉向對岳飛記憶的尋訪。這是《八千里路云和月》最動人的部分，也是作者將個人生命體驗融入歷史敘事的嘗試。在太昊伏羲陵岳飛觀前，看到“浩然正氣”的門楣時，“我的心情突然激動起來，不能自已”。她引用《淮陽縣志》對“陳州大捷”的記載，還原岳飛與故鄉周口的歷史連接。這種地方史料的運用，不僅豐富了岳飛形象，也使宏大敘事落地為具體的地方記憶，增強了文章的感染力。

《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深層意義，在于它不僅通過文學形式保存和傳遞了集體記憶，而且最終指向精神價值的當代傳承。芷蘭以飽含深情的筆觸，讓岳飛這位八百多年前的民族英雄重新活在當代讀者心中。這種記憶傳承不是簡單的歷史復述，而是融合了考證、想象、批判與重構的創造性過程。正如芷蘭所說：“讀懂了岳飛，你就會明白，盡忠報國是血性，以身殉志偉丈夫，浩然正氣是中華民族歷經磨難仍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源泉。”這一論斷將歷史敘事升華為文化自信的表達，使文章具有了超越時空的思想價值。尤其是文章以西湖忠烈祠對聯作結，更見作者匠心：“奈何鐵馬金戈，僅爭得偏安局面；至今山光水色，猶照見一片丹心。”這種以文學意象收束全篇的手法，既保持了歷史思考的詩意，又留下了況味無窮的空間，實現了文學創作深層的文化使命。

芷蘭通過對岳飛精神的當代詮釋，為我們這個時代提供了一種精神坐標：在功名利祿之外，還有更崇高的價值值得追求；在現實考量之上，還有更永恒的精神需要堅守。這或許就是岳飛精神穿越時空、在八百年后依然能夠打動我們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