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08月22日
童建軍
翻看中國教育史乃至文化史，書院是一個頗為引人遐思而又意味悠長的存在，穿越千年依然綿綿不斷、泠泠作響。書院寄寓了中國士人修身養(yǎng)性、弘道濟世的賢哲理想，傳遞著千年流變而又弦歌不輟的中華神韻。
周口地處黃淮平原、中原腹地，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fā)祥地之一，自古以來文脈綿延、重道崇德，自然少不得書院的一席之地。周口各個縣市區(qū)舊時幾乎都有有名望、有代表性的傳統(tǒng)書院，如淮陽弦歌書院、柳湖書院，扶溝大程書院，西華衍疇書院，商水鳳臺書院、靜遠書院（今周口市七一路一小），太康興賢書院，沈丘平輿書院，項城蓮溪書院，鹿邑鳴鹿書院等。從整體的地域文化講，我們不妨統(tǒng)稱之為周口書院。
周口書院的源起
“堂上弦歌七日不能容大道，庭前俎豆千年猶自仰高山”，作為紀念“天下文官祖，歷代帝王師”孔子的圣地，周口書院的歷史還是從弦歌臺講起吧。弦歌臺原本為漢代劉寵的“弩臺”，一個演武打仗的地方，因孔子周游列國三次到陳，講學四年，期間困于陳蔡七日而弦歌不絕，為了紀念孔子，唐玄宗開元九年（721年），移孔子廟于“弩臺”之上。明憲宗成化六年（1470年）改曰“厄臺”。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易名為“絕糧祠”，并在正殿后建講堂數(shù)楹，曰“知德書院”。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易“絕糧祠”為“弦歌臺”，其正殿后面的書院經(jīng)數(shù)次變換，至清乾隆五年（1740年）更名為“弦歌書院”， 至今沿用。
較之于孔子，箕子所處的年代更久遠一些，箕子是殷商末期人，商高宗武丁的裔孫，商紂王的叔父，易經(jīng)卦爻辭中唯一有史可考的歷史人物，《易經(jīng)·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有“中華文化第一子”之稱。傳箕子曾被封于華邑（今西華一帶），另說被囚于或隱居于箕子讀書臺，作《洪范九疇》，衍疇書院由此而來。
如果說箕子封地和衍疇書院最早創(chuàng)設(shè)的年代尚存探討余地的話，扶溝大程書院的歷史則相對明晰了。大學者陳寅恪講“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書院始于唐，盛于宋，宋神宗熙寧八年（1075年）至元豐三年（1080年），理學家程顥任扶溝知縣，公務之余專門創(chuàng)建書院，并親書“書院”二字，一度被稱為明道先生祠、明道書院。清乾隆年間改稱為大程書院。
明朝時期對書院有揚有抑，到了清朝書院又有了大的發(fā)展，形成了官方書院系統(tǒng)。據(jù)資料顯示，周口書院多興建或重建于明清時期，在研究學問、教化民眾、文化傳播和學校教育等方面發(fā)揮了多重功能作用。
周口書院的興替
既為書院，就要有名有實。細覽周口各個書院之名，都極富春風大雅之氣。除上述弦歌、衍疇、大程等，柳湖書院在淮陽老縣城東南隅，同柳湖相呼應，原為文昌宮所在；鳳臺書院則大抵是取鳳棲之意；淡泊明志、寧靜致遠，靜遠書院原來是周家口南寨文昌宮（周家口還有樂善書院、崇正書院等）；太康有興賢書院，看來高賢之地道德之鄉(xiāng)自古名不虛傳；項城原有虹陽書院，虹陽書院傾圮而建蓮溪書院，因其鄰近的虹河有瑞蓮之兆而得名；鳴鹿書院在老子升仙臺前，原名真源學舍，后改名鳴鹿書院，既同鹿邑相合，又讓人生出“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的遐想；沈丘平輿書院建立于清道光七年（1827年），是清代末期沈丘縣的最高學府，位于老城南門里路西。概因周成王封周文王第十子聃季載于今沈丘縣南部一帶，轄區(qū)包括今安徽省臨泉縣、界首市，以及河南省平輿縣、新蔡縣、項城市、沈丘縣部分地區(qū)，在此建立沈國，并曾都于平輿。與此相關(guān)聯(lián)，故而書院名曰平輿書院。
大凡是書院學堂，總是要擇址在環(huán)境清幽的風水寶地。比如蓮溪書院是原項城縣清乾隆年間所創(chuàng)立的縣內(nèi)最高學府（在秣陵鎮(zhèn)城區(qū)，原老城高中校址，張伯駒曾在書院就讀）。類似于淮陽八景之“弦歌夜讀”，蓮溪書院舊也曾為項城八景之一，清柳堂賦詩贊之：“微雨初晴望眼空，蓮溪門外立春風。半灣芳草縈深碧，夾岸小桃放淺紅。水面浮沉雙鴨子，船頭漂泊一漁翁。天然詩趣天然畫，欲學維摩愧未工。”
書院既是一個講學的地方，又具有藏書、供祭等多重功能。比如大程書院雖面積不大，但集大成，頗有代表性。書院有東、西文場（號舍），是目前國內(nèi)保留最為完好的古代科舉考場之一。有立雪講堂，是師長講學授業(yè)和舉行重大活動的場所，既立師道尊嚴，又立學規(guī)學風，所謂“立雪見精誠，樹尊師以令范；設(shè)堂明理性，遺重教之高風”。講堂月臺前既可以露天講學，也可以利用考棚進行講學、供士子讀書學習。講堂后有藏書樓，用于收藏儒家的各種經(jīng)典圖書。書院的西側(cè)還有明道先生祠，用以祭祀和追慕先生之高風。
清光緒年間，實行變法新政，改書院為學堂，周口各書院也都隨之改制。比如柳湖書院，原為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淮寧知縣潘鐘瀚在文昌宮（今淮陽老一中附近）創(chuàng)建，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在清政府《奏定學堂章程》指導下，陳州知府劉更壽籌資就柳湖書院舊址并購文昌宮以西（今淮陽老一中大門以南）民房，創(chuàng)辦陳州府中學堂，此即當今淮陽中學的前身，也是陳州府境內(nèi)新式學堂的開端。劉更壽系安徽廬江縣人，學堂經(jīng)費不夠用時，常從老家籌資。為激勵學子，劉更壽在學堂楹柱上題聯(lián)“二千石自信未能幸淮水東流不帶渣滓污故土；七十子同心向?qū)W看柳湖西畔遍栽桃李待成才”，以此表達自己以興學為樂、以育才為榮的遠大志向。
1905年，清政府下令廢除科舉制，學堂也由科舉入仕教育改為普通教育，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宗旨，開啟了近代教育模式。民國時期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學堂大多又改制為學校，比如蓮溪書院又由高等小學堂改為縣中、縣師，1969年改為老城高中。柳湖書院則由陳州府學堂改為淮陽省立中學等，并歷經(jīng)輾轉(zhuǎn)辦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于舊址處成立淮陽第一中學。可謂是書院遺風猶在，而歷史又不斷翻開新篇了。
周口書院的啟迪
書院作為治學和教化的載體，在長期發(fā)展過程中積淀和形成了內(nèi)涵豐富的書院精神和價值體系，這種精神和價值體系既有普遍性，又各具特色。比如周口書院之衍疇書院，因箕子衍《洪范九疇》而得名，其所論述的天人關(guān)系和國家治理必須遵循的九條大法至今仍很有指導和借鑒意義。弦歌書院為敬奉孔子而立，躬行君子，學達性天，其大成至圣先師的標志性意義自不待言。大程書院則是宋代理學的一個原點，正是在大程書院，程顥完成了自身對儒家思想的改造和升華，提出了“天者理也”的世界本源問題，進而形成有濃厚哲學色彩的理學，影響中國近千年。這些內(nèi)核和精神價值都值得我們用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認真學習分析把握，取其精華，古為今用。
千年書院不僅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創(chuàng)造和傳播的重要載體，還以其內(nèi)在的生成、體制、機制和價值取向等建構(gòu)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神韻的書院文化品牌，成為中華文化基因庫中的瑰寶。周口是羲皇故都、老子故里，幾千年悠久厚重的歷史孕育出了頗具代表性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周口書院既有其地域性的歷史觀照，又是中華書院的重要組成和文化標志。以科學的態(tài)度把周口書院的歷史遺存、文化脈絡(luò)、內(nèi)在精神挖掘好、整理好、傳承好、利用好，對于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堅定文化自信，對于打造“道德名城 魅力周口”、創(chuàng)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在提升文化軟實力的同時體現(xiàn)周口作為、周口擔當都是大有裨益的。①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