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國旅游需要證明“你媽是你媽”，去派出所開“無犯罪記錄證明”要求提供“需要無罪證明的證明”，老人領養老金需要證明自己“還活著”……如此種種讓公眾感到憤懣和無奈的“奇葩證明”，讓相關部門威信在群眾心中打了折扣，拷問著相關部門辦事人員的責任擔當。
群眾的這些需求并非今天才有，以前也一直由相關部門開出，為何現在需要群眾提供這些荒唐證明？難怪連總理也在５月６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對其開炮：“這些辦事機構到底是出于對老百姓負責的態度，還是在故意給老百姓設置障礙？”
有了公章就有了權力，有了權力就意味著尋租的可能。而在“反四風”大背景下，既然不能明目張膽地尋租了，但給辦事群眾設置障礙的慣性心理還在。為此，荒唐證明讓人們看到了“故意刁難”的影子，體會到了吃、拿、卡、要的種種“潛規則”，以及讓人生厭的庸、懶、散背后的消極腐敗。
還要看到，隨著中央大刀闊斧整頓吏治，持續打壓權力的灰色空間，有權必有責、失職被追責漸漸成為新的權力規則。在此背景下，一些人把原先爭來的權力視為“燙手的山芋”，開始想方設法推卸責任，于是能省事就省事、能不干事就不干事在一些人群中蔓延。要求群眾開種種荒唐證明，恐怕也有這種推卸責任的心理因素使然。
為群眾辦事是政府部門的責任，公職人員對此要有擔當，不要等著媒體曝光了才去反思，總理發話了才思改進。增強服務為民的意識，努力打通部門之間的壁壘隔閡，優化職能配置和工作流程，多為群眾辦事提供方便，才能不斷增強干群聯系，早日打造讓群眾滿意的服務型政府。
